第313章：葡萄牙殖民者与中国明朝的关系 (第2/9页)

但是，这种传统的“通事制度”到了明朝末年就遇到了来自西方的挑战，因为随着新航路的开辟，那些原非中国“朝贡国”的西方国家纷纷东来与中国明朝做生意，而中国的澳门则是外国人最先到达的地方了。

    特别是在葡萄牙人“租居”澳门后,中国这扇古老的大门终于向西方人开放，而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也开始在这里交汇、撞击。后来明朝灭亡后，到了清时期一统天下时，官府施行“四口通商”，以利于中外贸易。

    于是，中、西方开始了全面的经济、文化交流。这些都促使了传统的“通事”发生了变化。“通事”之中除了负责同“朝贡国”交往的“通事”外，还开始形成了负责同欧洲众多“非中国朝贡国”事务的新的“通事”。

    并随着外国来华贸易的增多，“通事”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团体。为了加强对“通事”的管理，清朝在“鸦片战争”前就将其纳入到“公行制度”（公务员编制）中。经过“鸦片战争”的负面影响，“通事”公行制度解体。

    于是，这些“通事”们迫于生存压力，不得不逐渐依附于外国势力，成为了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代表。这也反映出了明、清时期，中国同西方国家的交流状况，以及明、清时期封建王朝对外政策变化。

    “通事”大体上来自以下三类人：一类是在南洋经商并留在当地的华人；第二类人就是长期生活在澳门的中国人和葡萄牙人；第三类是中、外混血儿，包括了许多西方船员花重金赎买青楼女子做性伴侣所生。

    “郑和下西洋”后，中国商人往南洋贸易络绎不绝，而他们中的有些人就留在当地，并成为了当地居民的一部分，